为何工业文明没有诞生在中国?李约瑟之谜引发世纪大论辩!
² 导读 清朝末年,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在那个强权就是公理的海盗时代,清政府不得不开始采取法律的形式为外国产品提供保护,中国知识产权的种子就这样在侵略与压迫的土壤中逐渐萌芽、艰难生长。
但实际上,中华文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都领先于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发达的治理体系曾经将古代中国带到了工业革命的大门前。然而,从17世纪中叶之后,中国的科学技术迅速衰败,到19世纪已经完全跌入窘境中。
这一巨变引发了英国人李约瑟的深思,他开始专门研究中国科技史,并留下了一个令人回味无穷、引发世纪论辩的问题——“李约瑟难题”。
一、李约瑟难题的提出
中国是享誉世界的文明古国,在历史长河中创造了极其辉煌的科技成果。有外国学者这样说:“如果诺贝尔奖在中国的古代就已经设立,那么各项奖金的得主,将毫无疑问全都属于中国人。”
除了世人瞩目的四大发明外,古代中国还拥有无数领先于世界的科学发明和发现,令李约瑟由衷赞叹中国人卓越的创新能力。
如在北宋科学家沈括所著的《梦溪笔谈》中,那些发明创造已经遍及天文、数学、物理、化学、地学、生物、医药等领域以及冶金、机械、营造、造纸技术等方面。在当时世界上,这一先进程度没有哪个国家、哪个文明中心可以与之比拟。
由丁·尼达姆撰写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一书也充分肯定了古代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先进性。根据统计,在15世纪前的1500年中,从中国传入欧洲、具有重大革新意义的技术发明就达到35种,其它普通发明更是数不胜数。而在相同时期内,仅有4种技术如螺钉、钟表装置从欧洲传入中国。
可以说,在现代科学技术登场前的十多个世纪里,中国在科技和知识方面的积累远胜于西方。但到了19世纪,中西之间的科技实力地位发生了颠覆性的转变,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所占比例由17世纪前的54%以上,剧降到了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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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西方为什么会在科学技术上一个大落,一个大起,拉开如此之大的距离?以至于在1840年之后,中国人面对西方列强的猛烈攻势束手无策,只能用大刀长矛应战八国联军的洋枪火炮,只能无奈签署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在悲愤与哀叹中看着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国家。
不仅中国的仁人志士为此夙夜兴叹,不断寻求发展之良策;连英国学者李约瑟也被这个疑问深深困扰着,不惜花费20年时间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并在此书中留下了前文所述的、让全世界困惑半个多世纪的“李约瑟难题”。
二、李约瑟难题的解答
李约瑟站在东西方文明的交汇处回首纵览,叩问了人类文明史上“最大的历史之谜”,具有极高的文化内涵与学术价值。
在其后的几十年里,诸多在政治、经济、科技、教育、哲学等领域颇有建树的中外学者,持续在李约瑟之谜的海洋中积极探索、寻求答案,由此产生了各种闪耀着智慧光辉的解谜成果。
1. 产权制度约束
美国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诺斯认为,对私人财产权提供足够的保护是刺激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的核心制度。但是,传统的中国政治结构是建立于“公共福利必须高于个人私利”理念之上的,统治者没有意识到,或者说是主动回避了“财产权是不可剥夺的权力”这一观念。
显而易见,古代中国的统治阶级更加偏好于政治的稳定而不是经济的活跃,这就直接导致能够保护个人创新创造以及相关权益的司法体系没能在中国建立,而对这种私人财产权的轻视乃至破坏,正是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华大地的重要原因。
2. 激励因素缺失
林毅夫教授分析认为,17世纪之后中国技术落后的原因是“技术发明产生的方式发生了变化”。
十八世纪以前,中国的科学发明可能纯粹源于一种对自然现象的好奇心,没有将其转化为先进的生产力;而十八世纪后,西方的科学研究已经变成有明确理论指导、以商业利益为导向的“试错和改错”过程,可以将成果直接转化为生产力。
现代一名小学生都能说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种话,可几千年来,中国一直受到“学而优则仕”这种普世价值和文化生态的影响,把有限的教育资源都浪费在学习圣人的经书文章上,而没有将天赋和精力用于科学发明继而创造财富。
科举制度固然吸引了社会中一些优秀的人力资源,但大部分的人仍然要面对日常的生活和生产。社会的激励机制应该是多元化的,以便让各种人才都有用武之处。所以,正是科学技术领域激励机制的缺失,导致了技术发明的供给不足。
3. 传统文化阻碍
导致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发展分叉的原因,除了古代中国产权制度与激励机制方面存在的弊端,我们还应当从传统文化的角度进行考量。
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思想文化,基本上是以儒家文化为主体。儒教将“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作为基本方法,对现世持有肯定和顺从的态度。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就认为,儒教思想实际上是违背理性精神的,而西方的新教伦理则强调对现世进行改造、强调科学、强调理性。
因此,当固步自封的中国与欧洲先进的科学技术正式接触的时候,那些新奇的科技创造被视为“奇技淫巧”,被中国拒之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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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地域的民族文化既可以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可以对自然科学产生消极作用。中国传统文化中伦理化的倾向与顺应式的态度,无疑都严重阻碍了近代科学革命在中国的产生。
4. 皇权统治的压迫
很多人认为,由于明清时期的闭关锁国政策,中国丧失了多次与近代工业文明接触、看清世界发展形势的良好机遇,实在可惜。
但实际上,早在康熙时代,各种西方文化和西方器物就不断涌入中国,甚至康熙本人都在西方文化方面多有涉猎。然而当时的政治背景下,根本不能指望封建统治者能引进任何西方科技,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对清朝统治者来说,当时的主要矛盾是作为统治阶层的少数人群与广大被统治人民之间的矛盾,他们根本不希望民众开化,更不愿意因科技发展、生产力变革,而涌现出一批新兴阶层威胁到自己的权益。
因此,在皇权统治的压迫下,文人受其诱导,失去思想更新的动力;社会受其禁锢,逐渐迷失了方向;经济生产成为皇权的工具;科学技术被贬斥为“形而下者谓之器”。在一个以巩固皇权专制为中心的社会里,所谓“近代科学技术的发生”,只能是白日梦想罢了。
面对李约瑟之谜,无论是从政治经济还是文化制度等各个方面,都能找到解答之法。也就是说,当时的中国,缺少的是近代工业文明生长的综合性土壤。
残酷的是,世界发展的脚步永远不可能因中国尚未觉醒而停留。1840年,英国人带着坚船利炮,用武力打开了清朝的国门,将现代商业输入中国,也将知识产权的种子强行移植到了中华大地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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